各级各类科研单位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

创新发展是国家的大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各级各类科研单位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每年国家和地方投入的科技资金高达万亿,各级各类科研单位数万家,为了加快创新发展,需要走出科技创新面临的困境,需要为科技创新开路子。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厚度为0.005毫米的地膜比0.01毫米成本更低、强度更大,却因达不到0.01毫米标准而无法上市;科研项目验收时需将经费花完,但验收的钱从哪儿来……

当前科技创新面临的困境是:

“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科技创新更是全面创新的引领。”全国人大代表姚建民说,相关的一系列法规制度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活力,但在科研领域仍有一些“荒唐事儿”,科技创新还需继续突破困境。

  • 国家用管理行政部门的法规和方式管理科研单位,促进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系列法规和政策难以落实;

  • 在科研单位内部套用行政管理方式,科研人员对人、财、物的时空调配没有灵活性更没有自主权;

  • 僵化的“标准”管理制度,封杀了科技创新空间,科技创新产品难以走向市场。

姚建民是山西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搞了30多年科研工作,深知科研人员的酸甜苦辣。这几年,他连续关注并提出促进科技创新的相关建议。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创新,但没有提及建立非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2014年,由姚建民领衔提出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列入2014年的工作计划。2015年,他再次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草案”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修法计划。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建议:

“成果转化法修改了,但在落地过程中还有问题。”姚建民说,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科研人员可以兼职到企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离岗创业。然而,由于科研机构的行政化管理,一些科技领军人物,往往是校长、所长或系主任等,他们有行政级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身份,这势必会束缚住他们在创业、兼职等问题上的手脚。

一、尽快建立去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机制

“建议尽快破除行政化管理的顽疾痼疾,打破僵化的体制束缚,让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更有活力。”姚建民说。

国家科研单位分类改革应加快进行,用参公方式管理科研机构,将科研单位中研究室以上的科研骨干都用科级以上公务员的方法和标准进行管理,不符合科技管理的实际。比如,差旅费细化到固定的地点和人员、材料费招标细节到粉末盒和打印纸以及温度计、临时用工更是难上加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的各种激励政策难以落实,外部的各种审查、审计、检查十分严密,并且反复核查。在科研单位内部,科研公用车全面禁止,打的不能报销,租车费用太高、私家车出差也受限制,科研人员承担的项目开支受到行政式的全面严管,交流过程中礼节性的便餐等各种开支完全没有灵活性,即使洗照片报账也必须附上复印件。科研骨干处于不申报也不想承担科研项目的境地。有科技成果的科技人员多数都挂上科级以上行政化级别,不建立起去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机制,就会处于违法违纪的境地,科技成果转化就无法实施。

科研过程中人财物的调控问题更是令人头疼。“科研项目要验收,必须都花完经费,但是验收本身又要花钱,还不能从下个课题支。致使很多科研人员都要自己贴钱去验收。”

二、赋予科技人员的创新自主权

姚建民认为,这是因为科研人员对人财物没有自主权。现在科研立项都要签订任务书,而任务书上的计划却过于死板,人财物的使用规定严格,连墨盒和打印纸也需要招标。

科技人员承担项目签订的任务书,虽然也是一种合同文本,但财务管理中要求严格按照合同文本销账。事实上,任务书中,最主要的是,是否能够获得预期成果,但在管理中,是否获得预期成果无人过问,一味考核钱是否严格按计划开支,更奇特的是审计时候,遇到财务汇款手续费也无法下账,科研单位财务人员更是忙的不可开交,科技人员的大量时间也不得不花在财务开支的设计与账目整理中。没有交流、没有灵活性就难以实现创新,创新研究过程本身是多变的,而管理是机械的,二者难以统一。只有赋予科技项目主持人的人、财、物支配权、取消科研创新项目执行中的材料招标程序,由项目主持人根据项目设计灵活决定自行购买,项目合伙人或参加人可以灵活变换,砍掉科技管理中的繁文缛节,才可能实现创新。

“创新过程中的多变性是常态,没有自主,何来创新?建议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改变僵化的体制。”他说。

三、建立可对话的“标准”管理制度为科技创新留空间

姚建民印象中还有另一件荒唐事。

科技创新的产品必然有独特的优点,而这些独特优点又往往受到“强制标准”管制的制约,严重阻碍了创新产品走向市场的通道。国家制定“强制标准”是合理的,但“强制标准”中往往掺杂着许多非功能性指标,而这些没有实质意义的非功能指标却会成为科技创新产品走向市场的障碍。所以应建立创新产品与标准管制的对话机制,给科技创新留空间。

近年来,姚建民致力于渗水地膜研究,将其覆盖在农作物上,成本低、产量高、效益好。

为防止白色污染,国家对地膜厚度有强制性标准,即0.008毫米,据姚建民介绍,这一标准即将改为0.01毫米。

“然而,地膜强度才是功能性指标,厚度没有实际功能,却是强制性指标之一。我研发的厚度小于0.005毫米的地膜就可达到0.01的强度,却因为标准问题无法上市。”姚建民说。

他建言,“有标准是好事,但不合理的标准阻碍创新,建议建立‘可对话’的标准制度,为科技创新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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